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日前一位美國矽谷返台的IC設計公司華裔資深副總裁提到，「美國科技這一波破壞式的創新，把科技的水平提高了好幾個檔次，拉開了距離，其他國家欲趕上愈來愈困難。」他指出，目前美國在巨量資料、雲端運算、物聯網等領域上所引發的創新，以服務、商業模式的創新為主，沒有太多的產品。以往矽谷在產品創新主導的年代，台灣可以藉由逆向工程拆解，並快速學習、趕上的作法，在新經濟的時代，已經有點行不通了。

這也應證了過去二、三年來，美國經濟大幅復甦，但並沒有扮演全世界救世主的角色，拉抬各國的經濟成長。反之，2008-2012年間，經濟量體較小的中國大陸（GDP約10兆美元），在其經濟火紅時，可以帶動原物料、石油、非鐵金屬及全世界的經濟成長。如今，經濟規模高達19兆美元的美國，為何沒有辦法扮演火車頭、救世主的角色，導致全球經濟的復甦依然緩慢？最近，IMF也估算了2016年各經濟體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度，資料顯示，中國的貢獻度已超過日本和美國的總和。

背後原因很多，包括美國陷入M型社會，導致所得分配惡化、消費能力下滑；寬鬆貨幣政策致熱錢流入股市、房地產，因此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相當有限；同時，美國生產力上升有限，產能利用率也尚未恢復至充分就業的水準。而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美國這波新經濟的驅動力量，例如共享經濟的優步（Uber）、共享旅館（Airbnb）、影音串流（Netflix），以及巨量資料（Big data）、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等運作模式，帶來了破壞性的創新，雖然造就了公司股票市值的大漲，但對原物料、零組件、石油的需求相對有限。此一新經濟的供應鏈的裂解也使多數國家搭不上美國成長列車，而錯過了美國經濟復甦所帶來的商機。

由此可知，長期承接美國跨國大廠代工訂單的台灣科技業，面對美國這波新經濟的發展，勢將對整體供應鏈、生產模式及未來產業的競爭力，帶來極大的衝擊。面臨此一重大挑戰，企業及政府如何因應？首先，台灣應連結矽谷，矽谷為創新最重要的動力來源，透過在矽谷設立品牌辦公室，一方面挖角人才，一方面接軌與購併技術，同時，在人才、資金、技術及創業投資建立和美國接軌的生態系。另一方面也告訴全世界，我們也在發展AI、IoT、巨量資料、雲端科技，獲取商機。

其次，購併、合併矽谷相關公司，取得技術或商業模式也是關鍵。當然，這需要私募基金、創投基金或類主權基金在背後支持，促成合作機會。而台灣的亞洲矽谷計畫中的青年創業中心，應設計誘因吸引更多美國及世界各地年輕人到台灣，在新經濟領域上創新、創業，帶動經濟風潮。

此外，以色列的創新、創意和台灣的製造實力、執行力有互補之效，加強和以色列的互動、合作，了解其對創新、新經濟趨勢的掌握亟其重要。尤其是以色列若干新創公司和美國資本市場的連結相當深厚，這也是它們的新創公司可以募集到大量資金，成為獨角獸的重要原因，值得我們借鏡。而更重要的是，我們過去教育改革後的邊做邊學（learning-by-doing）模式，從學習、模仿中尋求創新，扮演快速跟隨者的方式，已不符時代需求。在教育、人才培訓上應有更創新的想法，跳脫以往框架（think out of the box），才能因應新經濟時代的挑戰。

這波新經濟來得又急又猛，物聯網的嶄新應用、人工智慧的顛覆傳統商業模式、金融創新的改變金融業，以及巨量資料的廣泛應用等，均改變了全球對科技的想像與顛覆生產方式、就業模式、人力訓練方式。台灣如果不積極因應，依然以舊思維、傳統工具來因應，恐怕會和新經濟時代的商機失之交臂，未來將永遠淪為代工、打工的命運。

不過，就目前的觀察，政府相關部會並沒有意識到新經濟時代可能的翻天覆地改變，仍然故步自封、本位至上，傳統思維依舊濃厚，尤其台灣最近勞動法規的緊縮、服務業主管部會的束縛依然，和新經濟時代的鬆綁勞動法規促成人力跨領域的流動，以及開放管制，促使異業結合的創新模式能夠加速落實的方向，有點背道而馳，值得警惕。

有鑑於此，政府應積極進行國際連結，結合私募基金、成立類主權基金主動出擊鏈結全球創新企業，尤其是跨部會、跨領域的協調合作，教育方式、人才培訓方式的改變，才能徹底革新，迎接新經濟時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