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前三季，上市公司家數和募資金額分別為：上海IPO達200家，金額3,171億港元；香港IPO有73家，金額2,885億港元；深圳IPO有173家，金額1,276億港元。相較於台灣的交易所，截至今（2021）年8月，10家上市，募得金額總數為50億新台幣（約15億港元）。由此一懸殊數字的比較，應該可以理解，為什麼沛星前往日本，Maxpro Venture和Gogoro利用SPAC管道前往Nasdaq上市的原因。

前述三家公司前往海外上市主要考量因素在於：第一，上市前募資的吸引力；第二，證交所的內控規範和科技能力；第三，海外市場的能見度。它們都是爆發力十足的新創公司，也是全球證交所的首選名單。今年7月台灣的創新板和戰略新板上市後，再次成為冷凍櫃，也不難理解。

台灣具備很多有潛力、有技術的人才和新創公司，本土新創產業也因為國內募資環境不易，而開始計劃赴海外募資以求生存。台灣未來能留下多少新創公司？法規政策鬆綁與調適、優化投資環境，並透過政策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新創企業，邁入正向循環，才足以壯大台灣生態系架構。

不僅如此，有企圖心的證交所，也可以幫助企業，在海外攻城掠地。從日、韓在東南亞的布局，就可以了解合適的資本運作，是進入國際的前哨站。日韓政府支持產業前往東南亞地區發展，配套的政策就是讓交易所（與銀行）也須前往布局、發展。如此，企業才有資本的後盾。

大企業去海外投資沒問題，但中小型企業非常困難，日本交易所因為與緬甸合作，所以在緬甸拿到三張銀行執照，韓國交易所也是類似的方法落地越南，協助企業在越南發展，柬埔寨亦然。為什麼日韓中美都讓交易所打前鋒？因為交易所之間是合作夥伴關係，彼此之間競爭性不強，所以相對容易切入國與國在資本市場的合作，敏感度並不高。

交易所進入後，投資銀行才會跟進，Nasdaq進入中東，所有的投資銀行才亦步亦趨大舉投資。這幾年美國Nasdaq以科技為主體，又和台灣大型公司和新創公司多有互動（例如：Nasdaq的董事長Splinter，是美台商業協會主席，亦是TSMC的獨立董事）。他看好台灣，有強烈意願投資台灣，如果Nasdaq與台灣建立合作，會直接引起所有投資銀行的關注，這些投資機構（包括矽谷的創投事業）才會有信心進入台灣投資新創公司。適逢其時，美中資本市場脫鉤已成定局，台灣必須加強戰略布局，把握機會，成為真正的亞洲矽谷、亞洲的那斯達克（Asia Nasdaq）。

因此，台美資本的戰略命題應該以台灣科技島的本體為主，讓新創／新經濟願意留在台灣，進而吸引國際投資銀行及自然投資人進入台灣，活絡整體新創市場。當全世界證券交易所為爭取優秀客戶，快速修改不合時宜法令時，台灣證交所若仍安於現況、抱持防弊心態，就留不住可以挑戰大聯盟的超級選手。

台美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指標，針對資本市場部分，我們有以下的策略建議：

第一，台美交易所的合作：資本市場上，吸引有意願參與的「大型金融機構」，建立股權合作及雙重掛牌（dual listing）。以國家級交易所間的合作，也能展現美國對台的正面態度。

第二，協助新東向的台灣優質公司，利用資本市場力量進入美歐市場：以以色列個案為例，2020年前有79家以色列公司到那斯達克籌資，將創新力量注入美國，以色列與台灣環境相似，是很好的借鏡。

第三，建立兩地資本市場連結的生態系：讓台灣雙重掛牌的企業在海外籌資，而且要「有去有回」。同時，台灣優質企業赴美已非單純的代工業務，必須把握赴美設廠機會，運用美國資本力量投資台灣，培養台灣的國際級公司。

要執行上述三策略，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決定政府的業務主管單位。單一部會績效指標（KPI），在十倍速的時代，但我們的重大議題常會失焦。例如碳交易是國家戰略，但負責的部會卻是環保署，那對政府的執行成果，就不需要抱有太多的期待。同樣地，和美方證交所的實質合作單位又會是那個部會呢？不只是證交所、金管會，而是需要更高層級的行政院出面整合、協調，新東向、資本市場的鏈結，政府需要在組織定位上有絕對的高度，才能整合、協調部會，發揮資源的倍數槓桿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