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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預期」看政策成效
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 理事 洪德生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沙金特(Thomas J. Sargent)是新古典學派—「理性預期」的代表學者。此一理論認為,政府若採取有系統且被民眾「理性預期」所掌握的總體經濟政策,將無法發揮原先預期的效果,因此,政府不應隨意改變政策,過於頻繁的政策變動,會使政策效果不彰。

這項理論發展至今,不管在全球或是在台灣,都有很多事例可加以證明。例如,自2009年國際金融海嘯發生至今,美國實施了兩次「量化寬鬆」政策,歐洲、日本、中國大陸,甚至台灣也都採取了類似的寬鬆貨幣政策,希望能夠刺激景氣,達成較高的經濟成長率。

不過,就最後的實質效果來看,成效非常有限。

因為這些由各國央行釋出的資金,許多並不是流向政府所希望的企業投資或民間消費,而是流向原油或大宗物資市場的炒作,反而造成物價上漲。

上述現象會發生,一方面是由於民眾所得沒有成長,財產價值又下跌,用以增加借貸來消費的誘因,不如景氣暢旺帶動其所得提升時期。而另一方面,企業由於市場需求疲弱,增加投資並無法產生足夠的報酬,因此對舉債投資意興闌珊;金融業更擔心呆帳產生,而不願增加對企業放款。

這些被預期的政策無法產生效果,但社會大眾預期貨幣政策將造成物價上漲,許多可抵抗通膨的風險性資產,反而成為資金主要去處,因此造成了經濟成長趨緩,但物價上漲快速的現象。

最近幾年,沙金特研究歐洲、美國失業率差異的成因,發現由於歐洲解僱勞工成本較高,又給予失業者高額的救助金,使得歐洲企業降低聘僱歐洲員工的意願,讓政府基於保護勞工就業權利所提出的保護勞工政策,反而造成了就業市場萎縮,長期失業率提高,根本無法達到保護勞工的政策目的。

歐洲勞工政策的反效果,事實上在最近幾年的台灣和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

在台灣,2001年後實施了「就業保險法」、「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提高對外國勞工的限制,增加了多項本國勞工的保護政策,讓台灣企業減少了自行聘用員工的意願,而增加了運用外部派遺勞工的方式,來降低自身的營運成本。

這使得原先保護勞工的美意,無法獲得有效的落實。

至於中國大陸,在2008年提出「勞動合同法」並逐年調高最低工資之後,沿海地區的企業用人成本大增,反而讓企業(包含台商企業)向內陸或東南亞移轉,來獲取較為低價的勞動成本,對當地勞動市場的供需雙方而言,都沒有產生原本希望的政策效果。

經由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理性預期」理論,不僅可以用在傳統政府的財政及貨幣政策的說明,更可以在勞動等其他政策領域發揮更大的功能。

台灣政府在近期,宣布了多項強調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的政策,像是證券交易所得稅及油電價格調整等,正式實施後,是不是能夠達成原先預期的效果?還是會發生像勞動市場的情況,造成資本市場的困擾以及台灣的物價上揚,反而無法達成原先的政策美意,相信是「理性預期」理論,能讓國內各界深思,並向沙金特請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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