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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對藥方 才能解決貧富差距 |
資深產業顧問 杜紫宸
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APIAA)
商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工業技術研究院資深顧問
兩岸簽署ECFA後，部分電視政論名嘴，將台灣經濟對外開放與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刻意描繪成直接因果關係，激發了相當大的民憂民怨。許多市井小民日夜擔心：自己會不會因為全球化、區域化浪潮而失業，甚至淪為社會底層的貧窮階級。
其實貧富差距擴大的憂慮，是個超過百年歷史的老問題。馬克思在150年前發表資本論時即預言：資本主義經濟將造成巨富與赤貧。可是100多年過去了，全球經濟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只是每當社會與經濟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刻，這個鬼魅議題就會從內心深處浮現，成為一般人對於未來的主要隱憂。
五年前大前研一出書警示M型社會即將到來，當時確曾在台灣引起很大迴響。但經濟發展與開放，是不是造成台灣所得財富M分配的元凶，迄今未見客觀與廣泛探討。像這樣似是而非的觀念迷惑，會不會只是一種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首先需要澄清，所謂貧富差距，指的應該是財富不均而非固定所得差異。否則，一位擁有億萬資產但不工作的富翁，可能被解釋為赤貧階級。再者，經濟發展與成長並非財富分配不均的充分條件。瑞士經濟富裕，但國民間貧富差距程度並不顯著；反之，印度落後貧窮，其財富懸殊卻是世人皆知。
財富累積可能來自勞務之初始所得，也受投資盈虧等二次分配的影響；換言之，財富改變與不均化，並非完全起因於初始所得的分配不均，更有可能導因於重分配機制的影響。前者的分配主要決定於貢獻價值的可取代性，後者則較可能被制度設計關係人所操控，產生不符合公平正義法則的財富移轉。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假設：不公平的財富重分配制度，可能才是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元凶。
什麼是最常見的「不公平財富重分配機制」？未完善的稅賦制度設計、房地產增值的不勞而獲、股市投資信息的明顯不對稱（俗稱內線交易）、金主集體坑殺散戶等，都是典型且常見的財富重分配殺手。此外，特定事業（金融保險、砂石開採、長途運輸）持續寡占暴利，更是「造福」少數巨富階級的車手幫凶。
根據報載，行政院因應貧富差距惡化，日前成立專案小組開會研商，並提出若干解決構想。究其方案細部內容主要有兩項：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市場。惟如前所述，貧富差距的原因並非一定來自初始所得多寡，關鍵可能在於重分配機制的不公正。所涉影響，不僅是經濟成長與分配議題；更嚴重的是：重分配機制極可能已經扭曲了社會公平與正義。近年來，非因個人貢獻所獲取的經濟利益，如土地增值源自都市發展與環境優化，其財富增加須繳的稅賦卻甚低，難道不是貧富落差的主要元凶？
談到產業結構轉型，台灣當然需要創新與知識加值的產業結構變革，但創新與競爭力的背後，代表著生產力與競爭力的提高。換言之，如果台灣需要發展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就該採用效率化的高生產力經營理念，但那意味著，同樣的經濟成果與產出，我們將聘雇更少的員工。
身為政府產業智庫之一員，我經常反問自己：為了解決短期失業問題，台灣真的想要回到勞力密集的產業發展政策嗎？這個問題答案顯而易見，唯有獎勵高效率與高生產力企業，提升台灣產業長期競爭力，才是社會發展正解；否則台灣社會最終只會得到「均貧」的痛苦下場。但如何抗拒短期高失業政治壓力，堅持高產出效率、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政策，考驗著政府最高階層的道德勇氣。
解決貧富差距惡化，絕對不是經濟與勞工部門單一的問題，如何徹底消除社會上存在已久、不公不義、優惠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二次分配制度，才是台灣長期發展的關鍵所在。在此一面向之上，財政部、內政部、金管會、公平會、中央銀行，應該擁有較大的影響力量與更重的社會責任。
【2010-09-02/經濟日報//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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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院士楊雅惠臺大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櫻花國度日本，曾多年擁有經濟輝煌歷史，自1968年開始，其GD...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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