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足跡，記載著經濟思潮的改變。回顧經濟思潮的種種學派，多而繁複，其出現皆有某一時代背景。當某時代遇到問題，舊思潮不足以解決病症，社會期待著新的思潮與作法，這是需求面的角度。另一方面，在該時代的政治架構與文化背景下，提供新思維出現的空間，醞釀成思潮，甚至落實為政策措施，乃是供給面的角度。換言之，新思潮的出現，乃是該時代有其需求，也有其供給。然而一套能解決該時代問題的思維，未必到了下一個時代亦能解決萬端，屆時又釀出另一個思潮醞釀的苗圃。於是乎，思維一直在改變，於需求角度與供給角度相互交下成形、變形。

從COVID-19災情席捲全球以來，各國頓時陷入交易停滯困境，經濟重創。在封鎖中受害的店家，在失業中受苦的民眾，千百行業，一籌莫展，眼巴巴地期待著天降甘霖。這一份強烈的資金需求，必須另有資金提供者。

此突來的鉅額需求，唯有政府夠力挹注，然而沒人能在事先逆料變局而先編出紓困振興的預算，緊急之下，不少國家作出了特殊時期的資金供給方式，美國聯準會即是祭出無上限QE，無限制供應資金。另有不少國家緊急編制預算，由央行注資，這種現象，有人稱為現代貨幣理論（MMT）之說。如此寬鬆的貨幣環境，頗有助長通膨之慮，但此在疫情期間未獲重視，直到2021年第四季，各種經濟活動慢慢回春，物價蠢動，通膨疑雲方成為議題重點，質疑著所謂現代貨幣理論的正當性。

上述在應付疫情的路途上，不少經濟思維與傳統主張出現差異。以貨幣政策理念為例，貨幣控制宜保持獨立性、避免央行印鈔以支應財政赤字，這些觀念在疫情中被放到一旁，然而，原本長久奉為奎臬的理論與借鏡，畢竟遲早必須再回頭思考。這一番思潮演變，服膺的理念時東時西，與社會背景更迭乃是亦步亦趨。

回顧經濟學上最有名的思維轉變，不能不提到凱因斯，其主張政府應強力介入市場運作的觀念，取代了古典學派的尊重市場機制理論。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市場機制嚴重失靈，困在流動性陷阱之中。金融家愁雲慘霧，亟待新的機制問世。社會需求如此殷切，凱因斯以其累積的實務觀察，提出「一般理論」，開啟了另一套有別於古典學派的思維，提供當時解決問題的下手方向。以亞當史密斯為首的古典學派，以及凱因斯領銜的凱因斯學派，發展至近代的淡水學派與鹹水學派，始終相互較勁。在災難危機出現時，凱因斯學派占了上風；當經濟復蘇承平時期，古典學派的回歸市場機制看法則成為經典論調。

經濟學發展出諸多學派，皆是在各時期的社會、人文以及研究者論辯中相互供需交錯。回顧歷史上出現的種種學派，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包括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古典學派、劍橋學派、歷史學派、邊際效用學派、奧地利學派、瑞典學派、社會主義等等。每項思維的出現，大致在為解決經濟問題，需求與供給相織而成。各種學派之間，屢有爭論，科學判斷與價值判斷殊異，主觀與客觀因素雜陳。

為解決經濟問題，必須對多元多變的實際現象深入瞭解，方能對症下藥，除了理論分析之外，實證分析不可或缺。有學者指出:1990年後學術研究文獻中，實證研究的比重日益提升，比純粹理論分析比重增加得快。並以近年諾貝爾獎而言，實證研究頗受青睞，2019年得主研究領域為探討貧窮問題，克雷姆（M. Kremer）於肯亞西部的研究，巴納吉（A.V.Banerjee）與杜芙若（E.Duflo）進入印度實地觀察，指出政策有效性須與當地居民所求相符，確實滿足貧戶訴求，不是單方注資即可。2021年三位諾貝爾獎桂冠得主，包括卡德（D. Card）對勞動問題的實驗，以及安格里斯特（J. Angrist）和因本斯（G.Imbens）對方法論的貢獻，乃以自然實驗領域獲得冠冕。

經濟學的分析，常先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這條件在現實社會無法永遠不變。每一段經濟思想發展時期，皆政治秩序不同，社會結構差異，以及經濟論著的作者有別。每個時代，思想開拓新的路徑，也有承續舊有足跡之處。前台大教授林鐘雄在其《西洋經濟思想史》書中自序:「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機會且也有義務重寫經濟思想史」。那麼，當今在疫情走向未趨明確之時，如何安度通貨膨脹與股市震盪威脅，在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中踏上坦途，必須一方面擷取既有理論之精華，另方面致力尋求新情境下的有效良方，年頭月尾，刻不待時。當代人相互交織思維，是對思想的選擇; 解決問題邁向未來，是對時代的承擔。